2017-01-06 00:07:35 - 来源：中评网 中评社香港1月6日电／吉隆坡茨厂街，天还没有大亮。一间旅社的楼门打开，几名来自中国的行乞者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他们即将搭上驶向城市各处的公车，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2016年10月，马来西亚当地媒体报道称，组织严密的“跨国丐帮”从中国多地向马输送“资深乞丐”。随后不久，当地警方采取行动，破获了一个有组织的行乞团伙，抓获团伙首领1人及多名负责接送行乞者的司机。

时间过去月余，警方行动的余波犹在，中国行乞者的身影幷未绝迹。他们继续小心的穿梭于街道店铺间，希望能被施与钱财。

在这背后，“组织者”的身影若隐若现。但行乞者中的一些人幷未道出被逼迫的意味，而更多出于自愿的选择。过往生活的窘境，以及马来西亚当地民众相对宽容的施舍态度，都让他们流连于此。

抓捕

马来西亚警方的抓捕始于马六甲，终于茨厂街，老彭很庆幸，那天早上“开工”，他鬼使神差的走向了和平日相反的方向，躲过一劫。

近两个月前，马来西亚媒体那次关于中国乞讨者的暗访，始于马六甲，终于茨厂街。这里也曾是早年当地华人的聚集地之一，如今是吉隆坡著名的旅游景点。

12月末的一个下午，前往茨厂街的游人依然不绝。离主街不过数百米的天桥下，一阵口琴声传来，是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

吹琴的是位黄皮肤的老人，佝偻着背、斜跪在地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里，总有些人会被他吸引了注意。深一度记者注意到，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老人面前的盒子里又多了几张小额的马币。有人递钱时，他拱了拱手，小声用标准的中文说“谢谢”。

除此之外，老人再无多言，上前试着用中文询问他来自哪里，只是用手拍拍装钱的盒子，就把头扭向了一边。

同住在茨厂街边上，老彭(化名)听说，天桥下的老人第二天就坐上了回大陆的飞机。老彭自己倒是大方的承认了中国人的身份，以及在这里行乞的日子，他也理解其他行乞者对身份的躲闪，“警察现在是真的抓人。”

一个多月前的清晨，当地警方堵住了两边的路口，对茨厂街上一家旅店的“行乞团伙”采取行动。

老彭(化名)很庆幸，那天早上“开工”，他鬼使神差的走向了和平日相反的方向，由此“躲过一劫”。

转眼到了年底，警方行动的余波尚未散尽，老彭和“同行”们的行乞生活仍在继续下去。

开工

行乞者们是茨厂街上最早醒来的人群之一，天未放量，他们已鱼贯而出，分散到街南公交站的各个站牌下……

清晨6点刚过，行乞者们是茨厂街上最早醒来的人群之一。一间旅社的楼门打开，几个人影鱼贯而出，老彭的同乡老徐(化名)也在其中。

老徐左边那空荡荡的裤腿被挽了起来，拄着双拐速度慢了不少，他很快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当走到茨厂街南面的公交站时，一行其他人已经分散到了各个站牌下。

几条线路都是老徐和“同行”们摸索出来的，初到大马时分别各坐上一次到终点站，仔细看着沿途哪里餐馆、商店密集，就是理想的行乞地点。

当老徐开始等车的时候，老彭也已经收拾停当，拄着拐杖离开了租住地，他去往了茨厂街北面的公交车站。行乞者们住所自茨厂街中心分布到外延，老彭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拄着拐杖的“同行”。

来人问他“今天去哪开工”，这是之间的一种“默契”。不然即使到了地点看到已经有人行乞，自己也要改去他处。老彭对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说，只有一些初来乍到的不懂规矩，才会因为争抢“地盘”，起了矛盾争执。

临近7点，老徐搭上了公车，刷了当地的公交卡、选了个靠门的位置坐下。中间倒了一次车，一个小时后，天已经大亮，他也到达了这天的行乞地点。

道路远处是一家已经开门营业的餐厅，里面用餐的多是当地的华人面孔。餐厅服务员似乎对老徐的出现幷不陌生，没做什么阻拦。

老徐在每位食客面前站上几秒，不多说什么，只是晃动着小碗、让里面的硬币发出有节奏的响声。一圈转下来，没人有掏钱的意思。他正要离开前往下一家店铺，一位吃过饭的老人跟了出来，递上张小额的马币，老徐笑着向对方点头致谢。

老彭有时候挺为老徐鸣不平的，老乡腿有残疾，一天走不了太多地方，一两百马币在行乞者里不算什么“大户”。反倒是有的身体健全的妇女，凭着腿脚勤快和一张巧舌，每天的收入是老徐的几倍。

至于自己，老彭因为年轻时的爱好，有乐器上的特长。他行乞时会带着吉他弹上一段，跟家里人也说是在马来西亚“教着音乐”。有旁观的人会说，老彭这是“卖艺”，和“乞讨”不同，这是他最爱听到的夸赞。

但老彭的收入也幷不理想，他形容自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像其他行乞者那么勤快。有时他会念叨起那些收入不错的“同行”，带着点羡慕，“以前有个当地老头吹笛子，围着茨厂街转一圈就能挣个五六百。”

来由

老徐家乡的县城，本就有外出乞讨的“传统”，有人在东南沿海行乞，听说马来西亚这边赚钱容易，便就此传播开来。

老彭在外漂泊的经历，可以追溯到他年轻的时候。20多岁那年在北京打工，想着“去外面看看”，老彭逃票上了一辆开往俄罗斯的国际列车。

三年前老彭到了吉隆坡，初衷是为了挣钱，但后来被人带进了赌场，还借去了几万块钱，才落入了窘迫的境地。

恰逢那时老彭当矿工时落下疾患的伤腿发作，这也成了他日后拄着拐杖行乞的理由。从那时，当地好心人看着他艰难行走的样子，便把钞票递到了老彭的手里。

老徐来国外行乞的理由则简单了很多，在老家时遭遇车祸，失去了左腿，妻子就此离婚，留下20来岁的女儿在外打工。老徐没了生计，经同乡介绍，来了马来西亚。“毕竟希望日子能过得好些。”

他再三向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强调，行乞是出于自愿的选择。老家本就有外出乞讨的“传统”，有人在东南沿海行乞时听说马来西亚这边情况不错，便就此传播开来。

“来这不都是为了挣钱吗。”老彭和老徐都把各自的初衷归结于生计，几年前媒体对他们家乡的一次探访，则得出了更深层的原因。

那一年，当地一个县城十几名属于文盲、半文盲甚至身有残疾的老人来办理签证，前往东南亚几国“旅游”。工作人员觉得不对劲，调查之下才牵出一个涉及40多人出国乞讨的群体。

记者到当地探访，有过出国乞讨经历的老人涨红着脸不愿开口，但邻居们谈起来却带着羡慕，“挣了好几万，还盖了新房。”

当地外出乞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而走出国门也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原因无外乎庄稼遭了灾害、经济困难，又或是儿女出外打工，老人的赡养生计成了问题。

面对记者的采访，政府工作人员直言这是件“抹黑”的事，事关形象问题。即使可以改善生活，也不愿有类似的行为出现。
生活

老徐和十几个同乡行乞者租住在茨厂街，五六个人一个房间，床位不够，几个人就睡在地上。天气潮湿闷热，屋里只有一只摇摇晃晃的吊扇不停的转着。

在马来西亚三年，老彭还是没能改了赌博的嗜好。不像其他行乞者攒了些积蓄，他反倒欠了不少外债。

最频繁的时候，老彭一个星期就要往赌场跑一次。行乞时他坐公车出行，去赌场却要打辆出租。

家里人也知道老彭好赌，哥哥甚至说，宁愿他有别的不良嗜好，也不希望是赌博，这是个无底洞、填不满的。但老彭还是要维持自己的面子，儿子打来电话说钱不够花，他责怪几句，转头就去找国内的朋友借钱汇过去。

老彭和一些就相识在赌场里，对于其中一些人，赌博还未到达他们的边界。老彭去过一名“赌友”家里，那人沾了毒品，身形细的跟麻秆一样。他当着老彭的面拿着自制的器具，喷云吐雾起来，老彭庆幸自己没染上这东西，“那样子，不是个人啊！”

年头久了，老彭已经适应了马来西亚的生活。茨厂街上汇集着亚洲多个国家的面孔，眼前走过一个人，他总能说出这人的国籍、以及所干的营生。他也熟知，茨厂街上哪片餐馆的价格“虚高”，哪里的口味最正宗。

吃喝上的事，老彭多少还有些不习惯。行乞的时候，他尽量找面条、米粉这类午饭，因为总也改不了在老家吃面食的习惯。每个周末是行乞者们最忙碌的时候，之后的周一，则成了大多数人的“休息日”。在这时，老彭会去附近的“中国超市”采购，回来蒸上一锅馒头。有时也带瓶二锅头回来，配上当地的草药，泡成黄色的药酒。

老徐倒还保持着在乡土上最简单的作息，每次出去行乞就是连续十来个小时，到傍晚回来正是茨厂街最热闹的时候。他穿过喧闹的商铺，径直回了旅社。

老徐和十几个同乡行乞者租住在一起，临近过年，已经有大半人返乡。同住的多是残疾人和老人，他们在异国的生活，除去行乞，再没太多别的内容。

老徐租住的地方比老彭那的条件差些，五六个人同住一个房间，床位不够，几个人就睡在地上。马来西亚的天气潮湿闷热，屋里只有只摇摇晃晃的吊扇不停的转着。

他在手头也不会留太多现金，讨来的钱定期找人汇回国内，经手人从中赚些汇率上的差价。

关系

因为“业务”上的事，老彭和同行也过纷争。一次他在路边演奏乐器，另一个行乞者站在旁边“沾光”，老彭动了手。

12月底的一个周一，圣诞节临近，茨厂街上一家酒店的员工在门口表演合唱。那天休息的老彭路过，远远就合着节奏打起来拍子。领唱人和老彭相视礼貌的一笑，几曲唱罢，还把伴奏用的摇鼓送给了老彭。

走在茨厂街上，老彭大多数时候不会拄着拐杖。许多“同行”像他一样，都会选择远离茨厂街的地方行乞，因为这里来自其他地区的乞讨者本就不少，也是警察重点“关照”的区域。

而当回到这里，大多数人会遮盖住自己行乞者的痕迹，回归一个“住客”的模样。

老彭把这形容为“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希望和茨厂街上的商户、居民搞好关系，而非因自己的存在，让人们觉得这里被“搞乱”了。

老彭和一位上了年纪的行乞者合租着房间，两人在故乡的县城只隔了几十里路。有时候老彭在外面吃饭还会打回来电话，问用不用给老人带些吃的。他觉得自己50来岁在行乞者里还算“年轻”，也该尽量帮帮更年长的人。

一次老彭和一位上了年纪的行乞者同坐一趟巴士去“开工”，两人分别在不同的站点下车。晚上回来，老彭听说，许是因为过马路走得慢了，同行的老人遭遇车祸去世，这事让老彭唏嘘了很久。

“同行”里也有让老彭不喜欢的，老彭对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说，比如那些身体健全的中年人，也无一技之长，但在街上逢人就把盛着硬币的罐子摇响。

还有件事让老彭一直很伤心，有个行乞者被警察抓了，他费力凑齐罚款把人保了出来。但之后有一次两人喝酒，许是嫉妒自己人缘好一类的缘故，那名行乞者借着酒劲在老彭屁股上扎了一刀。

因为“业务”上的事，老彭和同行也起过一次纷争。一次他在路边演奏乐器，另一个行乞者站在旁边“沾光”，别人以为他们是一起的，把钱都给了那人，老彭生气，动了手。

组织

“组织者”和行乞者之间幷没有太多强迫的意味，“组织者”每天负责做饭一类的事情，行乞所得，他们从中按一定比例抽成。

在10月份马来西亚的媒体报道中，部分来自中国的行乞者被描述为在国内被诱拐后毁容、致残，之后被带到马来西亚行乞，幷受到了严格的控制。

老彭说，自己是茨厂街上“单干的”，更多的行乞者则由“组织者”带出国。“组织者”多少要有些门路，因为残疾人和年老者有时办理签证幷不那么容易。

在异国同住一起，“组织者”每天负责做饭一类的事情，行乞所得，他们从中按一定比例抽成。老彭有些看不惯这事，觉得像种“剥削”。

可他也不得不承认，“组织者”和行乞者之间幷没有太多强迫的意味，抽成比例是出国前就定好的，要是行乞者犯懒不愿“上工”，领头人可能脸色不大好看，但也不会有更出格的举动。

老彭不反感“丐帮”一类的称呼，幷习惯拿历史上朱元璋那段行乞的经历做比喻，领头的那人就是“帮主”。期间的关系，他直白的描述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这多少与媒体当年对他家乡的报道相互印证，在老人组团出国行乞的事件曝光后，当地也曾对出国乞讨的“组织者”进行过查处。

但在普通百姓嘴里，这名“组织者”是个“实在、头脑灵活”的人物，而且因为家里有人是当地干部，路子广。他在带领老人们出境乞讨前，已事先说好，行乞所得按四六分成。

老徐也和被警方带走的十几名行乞者有过交集，他对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说，这十几人是在国内行乞时结识的，随后由“组织者”带到国外，幷提供住处和外出行乞的车辆，每天“组织者”则从行乞的收入里抽成。“领头的其实更像是导游。”

在马来西亚当地警方的行动通报中表示，未发现这些残疾行乞者有被殴打或虐待的迹象，他们的残疾状况应该是在来到马来西亚之前造成的。老徐反而觉得，是因为这些人在国内行乞时已养成了习惯，到了马来西亚总是出入当地的按摩椅、老虎机厅，这才被警方盯上跟到了住处。

老彭说，被带走的里面有个毁容的，别人都叫他“老鼠”，“听说他已经回国了。”被带走的行乞者里也有几个是他的“赌友”，老彭挺关心他们的处境，特地去警方行动的旅馆看了还贴着封条的房门。

年关

圣诞节的夜晚，老彭一直忙到了晚上10点才回到住处。对于他来说，这只是一个可能会有更多收入的夜晚。

在11月份结束对茨厂街乞讨组织的行动后，马来西亚警方召开了发布会，还把收缴来的行乞工具摆在了台上。几年来，当地已不只一次对跨国乞讨采取措施。

自2008年开始，当地已有关于“异国乞讨”的新闻见诸报端。其中不乏假装残疾被揭穿，或是签证逾期滞留的例子。

当地媒体报道，“跨国行乞”的现象已经引起一些地方当局的重视。深一度(ID：intodeepthoughts)注意到，雪兰莪州社会福利部门之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5年，该州“跨国乞丐”人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从110多人增加到330多人。

相比官方整肃的态度，马来西亚当地民众对于来自异国的行乞者们则宽容了许多。无论老彭还是老徐都承认，他们得到了当地民众、特别是华人友善的对待，乐意施与钱财的人也很多。

在茨厂街老一辈华人看来，自这里十来年间由居住区演变位旅游景点和商圈，行乞者的人数也逐渐增多，而且幷不只来自于中国。

一位在茨厂街附近工作的年轻华人的心情有些矛盾，他知道来往的行乞者对作为旅游景点的茨厂街总归不是件好事。可看到那些来自大陆的行乞者，他又总会顾及同宗之情。即使有些人在经历上作假，自己也还是愿意施与钱财。

而在行乞者们去往车站总会经过的那个路口，一位华人摊主则采取了更灵活的办法。在经营时她不会施与钱财，因为怕引来络绎不绝的乞讨者。但在路上相遇，则会解囊相助。她还听说，在一些行乞者经常出现的集市，商家们已经有了微词。

圣诞节的夜晚，老彭一直忙到了晚上10点才回到住处。对于他来说，无关乎节日，这只是一个可能会有更多收入的夜晚。

茨厂街旁的店铺已经摆出了灯笼、对联售卖，与此同时，老徐的住处又来了一群同乡，干够一个月，恰好赶在春节前回家。

年关将至，老彭想着给回乡的儿子汇些钱去，可一年下来积蓄寥寥。他只好向同屋老人开了口，又招来一顿关于他好赌的责骂，之后，老人递过来1000马币。

老彭自己还在犹豫，要不要回去。思量想去，这多半又将是个在茨厂街上度过的春节。(文章来源：北京青年报深度报道部微信公众号深一度，作者：刘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