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报创立沿革和经营过程



民国三十五年，台湾的报业吹起昂扬的号角，二十八家报社相继成立，让整个台湾言论市场呈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就在这一年，「台湾时报」躬逢其盛，前身就是在台湾花莲创办的「东台日报」，当时的发行人是陈篤光，因為在三十六年三月四日发行日文版专刊报导「新华民国」，不久，改由花莲县议员吴万恭接任，仍以民营报社型态独资经营。



五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东台日报」迁往台湾彰化，更名為「中兴日报」。五十六年改為「台湾日报」，由夏晓华收购经营，改名為「台湾晚报」，发行人由唐隶接任，在员林印报，彰化市发行。



六十年二月间，「台湾晚报」向内政部申请变更登记核准后，於三月底召开发起人会议，四月五日在高雄市成立「台湾时报筹备处」，同时租下中正四路一六七号一栋五层大楼，正式展开迁移高雄的筹备工作。六月十八日首次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公司章程，选举董监事组成第一届董事会，推选吴基福為首任董事长，聘夏晓华為发行人，报社进行改组，於同年八月二十五日创办「台湾时报」。从此，一份左右台湾舆论的民营报纸正式创刊，立即受到政界、舆论界和全国社会的瞩目。



台湾时报总社设在高雄，报导翔实，言论公正，强调南北平衡、坚持本土路线，发行后在南部受到广大读者的迴响。為配合报份快速地大幅飆升，六十一年九月在高雄凤山市中山西路三八０号兴建印报厂。



六十二年二月第一期工程完成，编辑部和工务部同时迁入印报厂新厦作业。



六十五年六月一日，本报扩建新厂房落成，向日本东京机械公司购进高速彩色轮转机亦安装完成啟用。从这个阶段开始，结束了老技术的铅版印报作业，全部改以照相製版印刷报纸。



六十九年十一月三日，本报姊妹报「远东时报」在美国旧金山创刊发行，同时啟用越洋高性能双向文字传真机，强化本报与美国之间的新闻报导交流。



七十一年五月一日，由於转投资在美国创办的远东时报发生财务危机，董事会為力求图存，度过难关，因而进行改组，公推常务董事王玉发先生接任董事长。



王董事长是台湾著名的企业家，善於经营管理，挟著雄厚的财力和放手经营报业的雄心壮志，让本报得以安度财务危机的难关，重新出发，至此，為台湾时报开创出崭新的局面。在王董事长卓越的领导之下，实施现代化管理制度，重视报社同仁的工作绩效，从编辑作业、採访报导，一直到广告和发行业务的营运，採取多项改进措施，很快地让本报转亏為盈。同时，购置位於高雄市中山一路一一０号（中山、中正路大圆环边）大楼，装修改设為「台湾时报总社」，於七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庆祝迁高发行十五週年社庆同时落成啟用。



七十七年一月，解严、报禁开放之后，本报因為长期以来建立為民喉舌、不畏威权体制、疾言批评时政的口碑，一本公正、客观、超然的编採政策，敢言人所不敢言，关怀弱势族群的声音，尊重社会各阶层的需求，获得广大读者的支持与信赖，在读者的真心力挺之下，发行业务持续走红，与其他报业相较呈现一枝独秀快速成长的局面。為了配合蒸蒸日上的报份发行和广告业务的发展，同年初在高楠公路旁购地兴建佔地三千五百坪的高雄印报厂，七十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举行落成啟用典礼，邀请美国怀俄明州州长苏利文、怀大校长罗来克联合剪綵，正式按钮啟用。



高雄印报厂建地七百坪，是三层专业大楼，同时购置美国高斯都市型彩色高速印报机三部，西德最新巨型彩色雷射分色机二台，西德电脑自动传版机双相收发各二部，日本写研新闻专业电脑排版系统三套等现代化新设备。





北部為台湾政经重心，為了让政府各部门和公务机关便於取得本报翔实的报导以及服务北部读者，在兼顾北部送报时间「零时差」的考量下，继高雄印报厂落成后，续在五股工业区内兴建佔地一千二百坪台北印报厂，安装美国高斯都市型彩色高速印报机二部，於七十八年十月底落成啟用。為加强服务中部地区读者，在台中工业区内购地一千五百坪，兴建台中印报厂。



八十六年，本报正式啟用电脑检排系统。八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网路科技突飞猛进，牵动报纸作业產生革命性的变化，本报採用啟旋新闻排版系统，全面完成电脑化建制，与时俱进，所有编採同仁全部人手一机进入电脑化作业，加入了全球电子化、数位化的报业新战场。而全面电脑化也让本报在新闻版面编排上，更能掌握新闻时效，进而让读者得到更即时性的第一手讯息。



同年十一月，本报全面改版，改為全彩的印刷，而这也是全国第一份连同标题和图片都是彩色印刷的报纸，呈现更具有质感的视觉享受，除了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之外，也正式告别台湾综合性报纸五十多年的黑白岁月，扮演报业进入全彩世纪的领航者。



二、突破威权枷锁撼动党国体制



戒严时期「党国一体」的体制，国民党政府藉由掌握媒体资源分配权和报业所有权，除了轻易控制新闻言论报导的方向之外，就连报业的人事权也介入安排。当时，威权政府实施掌控报业的手段，包括：



一、国民党政府掌握报纸用纸张、政府广告，藉此对顺从与违逆的媒体进行奖惩。



二、戒严时期前实施报禁，台湾报业一直维持只有三十一家的局面。但是，其中光是党政军直营的报纸就有十五家；而民营的十六家报纸当中，也是大多由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人士所经营，但报纸的经营权却受到党政军的完全操纵，如果报社突然有不利於政府的言论出现，可能就会发生政府介入要求报业经营者转让所有权的情况，当时，其中最鲜明的例子就有李万居的「公论报」，而傅朝枢的「台湾日报」在戒严时期也因此成為军方的报纸。



在这种报业的白色恐怖之下，多数报业為了生存只好选择向执政当局示好，充当党政军的传声筒。但台湾时报在这样肃然的政治环境中，却始终坚持民主自由，突破执政当局的枷锁，相当支持有利於台湾民主发展的党外运动，因而本报自威权体制时代起，就建立起「监督政府的在野报」的风格，实际透过社论和新闻报导，坚持台湾时报六十年来的一贯风格，就是「无党派」、「独立报」。



例如，民国六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在高雄爆发的「美丽岛事件」，震惊国内外，由於事发地点是在高雄中山路、中正路口的大圆环，本报因地缘之便，全程见证这个撼动台湾未来民主发展的民主运动。



但本报不畏强权，突破党政军、宪警调的重重封锁，冒著被「抄报」的危机，率先刊登两帧宪警与民眾严重衝突的暴力照片。



就算到了事件爆发之后，党政军对这些推动民主运动的先贤展开缉捕行动，每逮捕一位党外人士，台湾媒体和报纸同业都报导各地燃放鞭炮的庆祝新闻，当时只有台湾时报秉持哀衿勿喜的心境，在六十九年三月十七日实际上以「宽大為怀、独立审判」的社论，认為在宽大為怀和独立审判的两大基本原则之下，处理此一不幸事件，一者法律尊严得以维持，再者民眾对政府的向心力得以加强。



三、报禁解除后坚持社会公器



民国七十七年，政府解除不准报纸新设、每天篇幅不得超过三大张（十二页）的禁令，為新闻媒体自由化树立里程碑。报禁解除将报纸业务移由行政院新闻局掌理之后，开放受理新报社之登记申请，报纸张数及印刷数量也不再限制了，一时之间，报纸家数如雨后春笋般增加，八十五年的全盛时期登记申设的总计就有三、四百家之多，就算实际发行的报纸也多达五十餘家，发行张数亦大幅增加至十餘张。



从民国七十七年解除报禁至九十五年的十八个年头当中，报纸的经营却更加困难。一直到现在九十五年為止，每天发行的报纸持续萎缩到仅剩下二十来家。因為报禁解除相对增加报业之间的竞争，这原本有助於增进社会公眾的福祉，但十八年来新闻媒体的整体表现，质量并未随著同业竞争而增加。甚至，以报业经营者的角度来看，并未因為报禁解除之后让报纸同业共同「把饼做大」，共同分享报业市场扩大之后共享广告和报份增加的荣景，相对地，十八年来的报业市场并未扩大，变成「吃掉你一份报纸，我才能成长一份发行量；吃掉你一个广告，我才能增加一个广告主」的恶性竞争。



在此情况之下，报禁解除之后的台湾报业，不要说有影响力的报纸屈指可数，报业要能支撑下去，已经是惨澹经营，否则，就会面临关报社的命运。而十八年来也陆续有一些曾经风光一时的报纸如中时晚报、中央日报、台湾日报、民生报等纷纷走上停刊的命运。



台湾时报由戒严时期在后山花莲出刊开始，接著转战中部地区，最后落脚高雄达三十五年以来，由地方报开始经营至今天成為全国性报纸，战胜报业竞争的压力，走过篳路蓝缕的报业成长史，就是因為在台湾解严之后，本报在王玉发董事长坚持「社会公器」、不為私利服务的一贯风格，获得读者的肯定。



而相较於报禁时期就大力支持民主运动，报禁解除之后，本报持续关心台湾民主的发展，主张国会全面改选，倡议正副总统、台湾省长和台北、高雄两个直辖市长必须由民选產生。在解严之初，政治气氛尚未完全明朗，一党独大的情势仍然根深蒂固，但本报坚持新闻自由的立场，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因而获得广大读者的支持。



近年来台湾报业发展面临网路媒体和电视新闻两路夹杀，广告市场规模的分食效应，加上阅报人口逐年下降，整体经济不景气，民眾购买报纸的意愿也相对降低，使得媒体经营陷入空前困境，如何调整经营策略和计画，让台湾时报永续经营，成為未来发展的重大思考方向。



而台湾时报多年来一直秉持公正、公平、客观原则，版面呈现完全符合王玉发董事长揭櫫「台湾人关心台湾，台湾人看台湾时报，谈台湾事」的办报宗旨。未来仍将坚持爱自由、爱民主、爱国家、爱本土的原则和信念，维持超然独立无党派的特色，发挥舆论功能，坚守媒体的天职。



四、媒体重新洗牌南部第一大报



随著电子科技的进步，电子媒体和网路媒体在新闻界窜起，大致上说来，台湾传统报业和全球各国的报纸同业都一样，遭到网际网路及广电媒体的竞争，面临阅报率下降、广告量锐减等生死存亡的压力，市场竞争压力更胜於以往。



而台湾报业除了面临电视及网路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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